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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的历史真相

发表日期:2013-11-17 09:25 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整理 浏览: 次

摘要: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一方则把这次事变当作国民党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到底皖南事变的历史真相是怎样的呢?

学过历史,我们都知道国共之间的斗争有一个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一方则把这次事变当作国民党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周总理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到底皖南事变的历史真相是怎样的呢?历史故事网节选吕峥先生在《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里的一篇文章:
皖南事变的历史真相
 
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两千人在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刘厚总杀害。近几年来,大陆学者根据陆续披露的史料研究,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曹甸战役使新四军北移陷入困境
 
  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明确指令南方各地的残余零散武装,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然而,中共在给新四军的各项指示中,曾一再明确指示:一,要保证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二,新四军需要扩张和发展;三,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消灭则坚决消灭。于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便与国民党军队摩擦不断。毛泽东曾经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设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事实上就是不去理会国民党的军令和指挥,扩大人枪、占领地盘、建立政权,这势必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大不满。
  皖南事变发生的三个月前,陈毅按照延安的命令,率领新四军江南纵队渡江北上,挺进苏北地区,同驻守于此的国民党韩德勤部发生正面冲突。1940年10月初,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并击退了数万兵力的包围,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死在八尺沟。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的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黄桥被新四军占领,不过很快便被国军攻占。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何白二人密令汤恩伯、李品仙以及顾祝同准备向新四军进攻——这是对之前新四军在黄桥的军事打击进行报复。
  11月9日,朱德发出电令,只同意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到江北。国民党军令部迅速反应,在何应钦、白崇禧的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客观来看,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许多摩擦,但都仅限于局部,影响有限。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于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这不仅有碍抗战,也很难实现。因此,军令部的呈文到后,蒋介石一直拖着不签。
  蒋介石的目标很明确,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两省,限制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即可。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非他此时想达到的目的。
  中共方面却得陇望蜀。1940年11月下旬,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毛泽东批准,华中指挥部实施对苏北曹甸的战斗,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韩德勤在在苏北的力量。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
  叶挺担心曹甸一战会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当天就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泽东复电说:“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新四军直接领导)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北渡是让他们一步,以大局观,蒋、顾不会为难你们。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三天后,国民党军令部作出激烈反应,要求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曹甸。何应钦则进一步批示:“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共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4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将何应钦的意见写为正式呈文报与蒋介石,蒋当即批复照办。曹甸战役中,参战的新四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提前撤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因为自此之后,新四军不能再走东线,经苏南北移变得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在分析了各种情报后判断,如果让新四军继续逗留皖南,危险会更大。因此,他坚决主张部队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两路,冒险经苏南北渡。
 
  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
 
  然而,将帅失和延误了北移的时机。叶挺和项英长期不和在新四军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中央的重要文件也不能看,他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点头是无效的。日积月累,叶挺和项英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正如陈毅回忆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叶挺酷爱摄影,闲暇时,常挎上一架从国外带回的德国产相机拍摄驻地附近的风光。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也总爱拍些照片以作纪念。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各界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他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生活作风,他还是提醒其他人尽量少去,军部里的人就渐渐和叶挺疏远了。
  而叶挺是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压制,曾愤然脱党出走。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起初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而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为此,叶挺忍无可忍,曾于1938年两次离开军部出走,后经劝解回来。周恩来还亲赴新四军军部调解叶、项矛盾。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多方调解下,叶项的抵牾有所缓解。然而,根本性的分歧没有消除,并出现在了皖南事变爆发前夕。
  其实,中共中央早已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此,项英从一开始就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关心,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由于项英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一直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许多很长的电报,一再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叶挺则认为,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直到1940年12月,形势已万分紧急,毛泽东也再三催促,可项英仍顾虑重重,对北移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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